根据现代竞争力理论，竞争力是以产业作为度量单位的，国家和地区竞争力表现为产业竞争力。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学技术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源于颠覆性科学技术创新，落脚点是产业创新，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要求既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层次地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培育发展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通常涉及产业体系中三次产业比例关系的升级以及各次产业的现代化提升。习强调，“要及时将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起的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赋予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内涵。

  从发展新质生产力角度来讲，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动态演进的体系，是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递进的循环往复的体系，产业升级是由超前布局并取得成功的未来产业带动的。由未来产业转化为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反映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竞争力。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后也就成为新一轮产业升级中的传统产业，其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对一国和一个地区的产业现代化有重要意义，超前布局的未来产业取得成功又会带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

  根据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内涵，某个产业属于未来战略性还是传统质态是动态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导是以科学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培育未来产业和创新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并使之逐步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这是培育发展新动能尤其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方向，要不断以科学技术创新为依托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产业、引领产业升级。

  习反复提及的“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关键词，是未来所在、大势所趋，也是当下所需、发展所急。他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从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三个层面推动产业现代化。其一，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基础更新。传统产业广泛应用新技术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同时对传统产业中不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进行“腾笼换鸟”，这将为发展新产业提供更大的空间。其二，科学技术创新要素向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聚集，实现产业体系“出新”。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会成为企业和社会的重点投资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主导产业，助推未来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其三，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前沿科技跨领域交叉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带动产业体系高端化。

  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起带动作用的是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两者都是由颠覆性、前沿性新科技转化而来的。在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上不仅要同发达国家并跑，而且要站上世界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

  处于制高点地位的产业就是每个时期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每个时期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不仅仅具备“新兴性”，还具有“战略性”。新兴性根植于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创新引发产业变革，由新质生产力催生，既代表着科学技术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战略性不仅指符合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的新兴起的产业范畴，而且因为它反映最新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及强大的前向和后向影响，具有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培育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上不能简单地强调比较优势，更不能寄托于从国外引进，而是需要不懈跟跑乃至并跑、领跑。发达国家所发展的新产业，同样也是我们所要发展的产业，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的竞争赛道。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就谈不上现代化，随时有可能遇到“卡脖子”威胁。

  当前具有新质生产力意义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主要涉及：移动网络、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围绕新能源、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空间、海洋开发的产业；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起的产业；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形成的庞大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

  根据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特点，前瞻性培育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需要促进两个“融合”，即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层次地融合、数字化的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层次地融合。这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层次地融合，反映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几乎一起进行的新特点，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关键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学技术项目。以科学技术创新为依托的产业创新，决定生产力的质的提升，反映生产力性质是旧还是新。产业创新的主体既涉及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也涉及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要以前瞻性市场需求为导向，高校、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需要以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核心技术为导向。两个主体的结合和协同是培育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离不开数字化的经济的深度赋能，需要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深度嵌入促进产业数字化。一方面，对传统产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从而使传统产业跃升为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深度嵌入，拓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高端设备、机器人和关键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将培育一批具有先导性、支柱性和国际领先水平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集群。依托数字技术实现现代服务业跨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形成以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为特征的效率高、结构优、竞争力强的产业生态系统。

  新科技和新产业深层次地融合的直接影响是产业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未来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即萌芽期，是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一种早期形态，随技术的成熟、市场的认可，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会成为反映新质生产力质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代表着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未来产业由前沿科技驱动，具备成长为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潜力，对于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未来产业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不仅本身就具有巨大增长潜能，还能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是未来经济稳步的增长和产业体系优化的新引擎。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未来产业就是培育未来产业竞争力，是培育新动能、抢占新赛道、打造新优势的战略举措。因此，布局和培育未来产业既关系我国竞争新优势的塑造，又关系能否抓住全球产业体系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重大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融合不断加深，大力培育未来产业已成为引领科学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开辟新赛道的战略选择。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这一指示要求明确了现阶段布局未来产业的方向，指出了“人工智能+”行动对培育未来产业意义重大。由于其所具有的机器学习功能，能够产生人类所不能及的功能，不仅作为通用技术直接推动各类技术创新，而且孕育新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新产业。

  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要把握科技前沿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趋势，充分的发挥新型制优势，实施国家科技重点项目和重大科学技术攻关，发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作用，鼓励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牵头成立创新联合体，体系化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产业培育高地和策源地，加强产学研合作，建设未来产业新型研发机构，大力培育未来产业领军企业家和科学家，开展产业共性关键研发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加快打造未来产业创新和孵化高地。

  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都是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重要方面。但未来产业较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技术更加前沿，只是技术尚未成熟、还未转化为产品，或已形成产品设计、产品原型但尚不具备规模化生产或市场化运营条件。创新未来产业不仅涉及技术路线，还涉及市场接受程度，不确定、创新失败的概率很大，会产生沉没成本。培育未来产业需要构建起相应的体制机制生态，重点是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发展科技金融，鼓励对科技和产业创新项目的风险投资；完善和发展科创板之类的长期资金市场，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为激励创新、风险投资，政府可建设科技园、参与建设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减轻风险投资者的风险压力。

  传统产业是指满足传统需求的产业，而不是指技术基础传统的产业。传统产业只有在其产业基础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以后才能成为新质生产力产业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其实就是推进其产业基础高级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的产业基础是数字化和绿色化，关键技术主要有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通信、智能技术和绿色技术等。产业基础高级化的路径是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也就是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的，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数字化指的是实体经济和数字化的经济深层次地融合。数字化的经济及其技术平台催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速科技成果和新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第一，数字化的经济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供新平台。网络基础设施及网络站点平台，加强了各产业之间以及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了共享经济、开放经济的发展。第二，数字化的经济催生的新技术推动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使制造业趋向智能化、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上的支持。传统产业转向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实现传统制造业高端化。

  绿色化以绿色生产力为底色。绿色发展是高水平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在全球环境及资源供给条件恶化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按绿色化要求改造传统产业，从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再次生产的能源为基础、重复或循环利用资源的经济模式。加强绿色技术创新，鼓励绿色低碳研发技术，大力推进节能高效的能源使用技术进步，构建起绿色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培育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力，推动新一代能源领域的关键性技术突破，提高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技术开发水平。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就农业技术基础高级化来说，转向现代农业的根本途径是以最新技术改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使现代生物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广泛深度应用。就服务业技术基础高级化来说，新一代信息和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融合催生了新的服务模式和业态，提升了服务价值。就制造业技术基础高级化来说，数字化绿色化通过数智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渗透、整合和改造，促进其一跃进入现代产业体系。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和通用技术。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科学技术创新驱动的基础设施，是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基础。要快速推进5G技术、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推进新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加快现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尤其要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化发展，推动基于数字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企业平台建设，加速数字化的经济发展。促进新型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发展，以AI、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支撑，充分的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全方位全链条的智能化转型。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以新基建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结合，带动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环境，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平台，实现新型基础设施的创新性、数字化发展。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